一場決定性的海戰—澎湖海戰 王蜀寧 提　　要： 一、澎湖海戰不論在軍事方面，或者是在以後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歷史發展方面， 都是具有決定性的。 二、當康熙獲知鄭經死後，明鄭內部權力爭奪，幼主當國，權奸弄權，眾皆離心 ，乃知道「敵之可勝」已然成形，故下令「宜乘機平澎湖、台灣」。 三、單是從澎湖海戰激戰情況，以及戰後傷亡數字來看，在海戰時，明鄭水師具 有高昂的戰鬥意志。但是海戰結束後，地面部隊卻立即「眾志瓦解」。由此可印 證，海島國家的防衛重心在於制海。 四、清廷的和戰兩手策略運用成功，為惡化明鄭意志不堅的重要推手。 五、澎湖守將劉國軒在澎湖海戰時，戰略上不該只是消極應戰，應該採取更為主 動積極之作為，方可創造有利於以寡擊眾之戰機。 關鍵詞：澎湖海戰 壹、前言 距今300多年前的1683年，在澎湖海域發生了一場不論就艦船的數量、參戰人數的 多寡、海戰時間的長短等各方面，都屬於大規模的海戰。這場海戰不但終結了明 鄭多年偏居海外，抗拒改朝換代後清朝統治的歷史，也讓當時居住在台灣的軍民 百性放棄了原有的堅持，順從滿清夷族的風俗習慣—把頭髮給剃了。先從軍事的 角度來看，隨著這場海戰的結束，清廷與明鄭之間將近37年的戰爭也隨之結束(從 隆武2年【順治3年、1646年】12月鄭成功舉兵海上起，迄永曆37年【康熙22年、 1683年】8月18日鄭克塽等剃髮易服，恭聽施琅〔註一〕宣讀清帝受降詔書，完成 受降儀式)。所以，澎湖海戰在軍事方面是具有決定性的。再從廣義觀點視之，此 後200餘年(1683至1895年)，有關台灣地位、兩岸關係、中國海權之歷史演變趨勢 均莫不受此海戰結束影響。如果施琅不能贏得此戰，則台灣將繼續不受清廷統治 ，台灣與大陸將繼續對立，台灣將發展成為海洋中國，開創海權在歷史中之奇蹟 。由於施琅獲勝，歷史演變方向遂完全改變，海洋中國成為幻想，最後由於清廷 無能，至1895年終將台灣割與另一異族(日本人)，使台灣再沉淪達50年之久。故 「澎湖海戰」也同時具有歷史決定性自應可確認而無任何疑問〔註二〕。 在海戰發生之前，明清雙方陣營的主帥也都十分明白這場海戰的重要性。明鄭方 面奉命戍守澎湖的劉國軒是一員經征慣戰，智勇雙全的猛將。他深知這一次海戰 ，是一場決定性的戰爭，非常重要，假如能夠把敵人殲滅，台灣海疆可以得到永 久的安寧，確保無虞，設使不幸戰敗，實力完全消耗，台灣也無法再守了。至於 擔任清軍專征之責的施琅，也是一員有軍事學識，身經百戰的勇將。他為著立功 與報仇，所以非堅持他的東征計畫不可。假如這一戰勝利，將明鄭的主力一鼓殲 滅，那麼台疆便將不攻自破，從此開疆闢土，勳名可與馬伏波媲美，萬一不幸失 敗了，那麼全軍也將覆沒，又有什麼面子重返故土呢？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 倡言東征之舉了〔註三〕。事實上，澎湖海戰的結果，比他們兩位所預料的更具 有決定性。施琅原本於海戰結束後，還在作後續進兵台灣本島的打算，就像他在 攻克澎湖大捷奏報中所述：「……擬即乘勝進剿，但台灣港道紆迴，南風狂湧， 深淺莫辨，似應少待。8月或10月，利在北風，進取萬全。倘有機會可破，臣立即 進師。……〔註四〕」然而出乎意料地，鄭克塽在澎湖海戰(6月22日)方才結束不 久，於潤6月初8日就派人齎具降表與書信，往澎湖向施琅納款請降。另外，如果 按照一般軍事家的思維邏輯，總是認為海戰之後，必然會緊接著登陸台灣，然後 以地面決戰來決定雙方最終勝負。為此，施琅也曾經在上奏康熙的奏本中論述： 「……攻澎湖宜用水兵，破台灣則用陸兵也。……〔註五〕」但是，從海戰後到 明鄭投降期間，並沒有發生類似戰至一兵一卒的地面作戰。澎湖海戰為何會成為 這麼具有決定性的作戰？其中必有值得推敲探討的因素存在。 再說海上作戰對於以海盜起家，一直都很重視海上利益的明鄭而言，應該是要比 慣於馬上騎射作戰的旗人更為有利。然而海戰結果卻是將海峽天險視為安全屏障 的明鄭失敗了。這箇中原因對於海島國家來講，自然會有許多值得深思研究之處 。尤其是面對著一直不肯放棄武力犯台之強敵中共，同時又身處在海戰發生地的 我們，更是須要從中獲取有用的經驗教訓。歷史總是現實的，假若不能記取歷史 教訓，仍舊苟且因循歷史的軌跡前進，那麼歷史悲劇總是會不斷地重複上演。 貳、戰前雙方戰略態勢 一、明鄭 (一)政治 明鄭在台前後三代，共23年(1661至1683)。鄭成功復台後，不及一年便去世，因 此在其任內的種種措施僅屬奠基工作；鄭成功之孫鄭克塽上任只有兩年多便降清 ，也談不上有重大政績。惟第二代鄭經在位20年，成為明鄭治台的主體〔註六〕 。鄭經於永曆17年(康熙2年、1663)9月，在滿清與荷蘭人聯手攻擊下，金、廈淪 陷，退守銅山(今東山島)；翌年春東撤來台後，全力經營建設台灣。人民生活安 定富足，每年從大陸渡台投靠鄭氏者有數萬人之多〔註七〕。但是永曆28年(康熙 13年、1674)三藩之亂時，鄭經接受靖南王耿精忠提議，於5月親率大軍至廈門聯 合攻清。此次興師作戰，消耗鉅資，影響到台灣島上的財政，加速了鄭氏的敗亡 〔註八〕。永曆34年(康熙19年、1680)正月，鄭經在閩南與清軍海戰失利。3月間 盡棄沿海諸島，撤退所有大軍回到台灣，從此勢力大減。加以忠心輔佐他的陳永 華、柯平、楊英等文武大臣又相繼去世，鄭經乃意志消沉，無心過問政事，凡文 武政事委由長子克監國秉政，他自己則縱情飲酒，逍遙度日，因縱慾過度，於永 曆35年(康熙20年、1681)正月病逝。馮錫範趁機取得劉國軒的諒解，聯合反克勢 力發動政變，縊殺鄭克，擁立年僅12歲的鄭克塽(鄭經次子)繼位。故明鄭大權實 取決於馮錫範，軍事則由劉國軒主持。劉國軒個性強悍，恃威妄殺，稍有嫌隙便 全家殺戮，因此人人自危；馮錫範則貪財好利，動輒藉故沒收他人財產，弄得軍 心渙散，內部情勢日趨惡劣。且隨著明鄭帶軍西征(1674至1680)，農業勞動力大 為減少，早在永曆28年(康熙13年、1674)時，鄭氏即調撥台地六分之四的原住民 及佃農至廈門服役，結果糧食生產日蹙，軍需財源隨之枯竭，故加重人民捐派以 裕餉，百姓困苦已極，奸吏復乘機肆虐，遂激起民眾的不滿與反抗。等到克塽當 國之際，台地又年年發生旱災(永曆35年至37年間)，米價騰貴，民苦不堪言，甚 有餓死者，軍民怨聲不絕。再加上還有原住民的反抗事件。在此動盪的局勢下， 清廷暗中復行離間計謀，不少人因此動搖降清，明鄭實已岌岌可危〔註九〕。 (二)經濟 鄭氏一族本來是以海路貿易起家的，早年鄭芝龍養兵數萬，兵餉自給，其商業經 濟之盛可想而知。鄭芝龍降清之後，鄭成功在金廈起兵，一則沿海有軍事動亂， 再則因地踞一隅，資源收入大為減少。除了靠一些水陸商人「經營財貨，以濟其 用」之外，鄭成功部下則常以「掠奪」式的方法在閩粵沿海各地「籌餉」，以供 其與清軍作戰之需。永曆15年(順治18年、1661)東渡台灣之後，荷蘭人交付的「 年輸銀5千兩」等收入也停付了〔註十〕，大陸沿海通商等獲利也大減於前了。加 上隨即發生的鄭成功逝世、鄭經繼位的叔姪鬥爭、鄭泰之死、家族降清以及金廈 敗績等不幸事件，鄭氏對國內貿易一時幾乎有中斷之勢。鄭經在台灣有「貨物難 周，興販維艱」的困境。所幸陳永華這位諮議參軍想出賄賂清軍邊將，實行偷運 走私政策，物資缺乏的情況才稍得改善。後來又以廈門與廣東潮陽縣海中的達濠 島與大陸軍民偷偷作平價交易，台灣物價也平緩了下來，鄭經乃得進一步發展海 上國際貿易，將台灣盛產的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下販暹羅、交趾，從此 台灣經濟情形改觀，有了「田疇市肆，不讓內地」的景況。加上永曆 19年(康熙4年、1665)施琅征澎遇風失利之後，清廷無意海上之事，禁海政策也不 如以前嚴厲執行，臺海兩岸貨物流通因而也較以往暢順，台灣乃形成大陸商品之 集散地，轉售外洋各國，鄭氏收入也因此更加增多。三藩變亂發生之後，為了軍 需，鄭經派了「兵都事李德，駕船往日本，鑄永曆錢，並銅(音降，炮也)、倭刀 器械，以資兵用。戶都事楊賢回台灣，監督洋船往販暹羅、咬巴、呂宋等國，以 資兵食」。又在廈門通令沿海商民來貿易，並紛函各國，可以3年免稅優待，歡迎 前來通商。由於廈門成為國際商場，據說「英圭黎、萬丹、暹羅、安南等國貢方 物，求互市，島上人煙輻輳如前」，鄭氏復台以後以此一時期為商業鼎盛之時。 然而好景不常，隨著清軍對三藩用兵的勝利，耿精忠降清以及鄭經擴展地盤的加 大，軍費增加，以致府庫空虛，難以支持。永曆32年(康熙17年、1678)，福建沿 海再嚴行禁海令後，對鄭氏商業打擊極大，鄭氏台灣的經濟陷入困窘〔註十一〕 。 (三)軍事 1.兵力： 依據康熙7年施琅奏疏所述：「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5、6千人、原住台灣 者有23萬人，俱係耕漁為生。至順治18年鄭成功新帶水陸偽官兵並眷口，共計3萬 有奇，操戈為伍者不滿2萬。又康熙3年間，鄭經復帶去偽官兵並眷口約有6、7千 ，為伍操戈者不過4千。此數年來，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約有5、6千。歷 年過來窺犯被我水師擒殺亦有數千，陸續前來投誠者計有數百。今雖稱30餘鎮， 多係新拔，俱非夙練之才，或管5、6百者、或管2、3百者不等。為伍賊兵，計算 不滿2萬之眾，船隻大小不上200號〔註十二〕」。若以施琅的說法，則鄭兵人數 似在兩萬上下。當時施琅是全力請求朝廷攻台的，他報告的台灣兵力必然要低估 ，少報鄭氏的兵力，才能說動清廷出兵。不過根據鄭成功早年擁有七十二鎮兵〔 註十三〕，為數10萬(也有人說鄭成功水陸官兵計41萬2千5百名的)，而來台後因 北征喪師等因，僅有30餘鎮，故兵員總額當在5萬左右〔註十四〕。及至永曆34年 (康熙19年、1680)5月，探報「啟聖修造戰艦，將有征剿意」。為防範清軍來攻， 鄭經與錫範、繩武、國軒等會議：令天興知州〔註十五〕張日曜，按屯冊甲數， 每10人抽其一充伍，訓練以備用，得兵3千有餘。其街市商民，十家共輸一丁，每 名折價徵銀100兩。貧富不均，民大怨望〔註十六〕。若以此推算，則當時全部屯 兵，總數約在3萬上下。再加上侍衛、勇衛等等，最多也只有4萬人〔註十七〕。 2.部署： 永曆18年(康熙3年、1664)鄭經接受洪旭的建議，決定撤離銅山島東渡台灣。3月 初七正午到達澎湖。在鄭經踏勘澎湖各島嶼時，洪旭建議道：「澎湖是台灣的一 道門戶，上通浙江、遼東、日本，下達廣東、交趾、暹羅等地，這是一條海上的 交通大道，我們應在這裡設兵鎮守，千萬不可等閒視之！如果有一天被別人佔據 去了，那麼，台灣便無所措其手足了。」鄭經認為所說極有道理，便選定媽祖宮 (今馬公)設立營壘，左右峙中(金龜頭及蛇頭山)設置煙墩、砲台、船塢等，並派 薛進忠、戴捷、林陞等駐守，以四個月更代一次〔註十八〕。永曆34年(康熙19年 、1680)正月，鄭經在閩南與清軍海戰失利。3月間盡棄沿海諸島，撤退所有大軍 回到台灣。當時並沒有在澎湖採取任何加強防禦的措施。等到鄭經死後，次子鄭 克塽繼位，由國太(鄭經的母親董太妃)的姪兒，戎旗四鎮董騰率領15艘船，前往 澎湖設險鎮守，不時巡哨，以防備清督姚啟聖乘機東征〔註十九〕。永曆35年(康 熙20年、1681)6月20日董太妃死，8月時便有些與董騰有隙怨的人，藉故改派右武 衛林陞前往澎湖代替董騰鎮守〔註二十〕。不管是董騰還是林陞駐防澎湖，都是 屬於輪流防守的性質。等到賓客司傅為霖暗通姚啟聖的案子爆發之後，在他家搜 出他和姚啟聖來往書信中曾談到：「澎湖無備，可速督兵前來，一鼓可得。若得 澎湖，台灣即虛，便當起兵相應」。再加上獲知施琅擔任水師提督，可能領軍攻 打澎湖的情報。鄭克塽遂急忙令劉國軒前往澎湖駐防，修築砲台，加強澎湖的防 務。同時令飭水師鎮林亮督修整備所需戰艦。左武衛何祐為北路總督，往守雞籠 山(今基隆市)〔註二一〕。劉國軒到澎湖巡視36嶼後，相地設險，於風櫃尾築砲 臺一座，四角山築砲臺一座，雞籠嶼築砲臺一座，東峙、西峙、內外塹砲臺各二 座，牛心灣砲臺一座，虎井、桶盤嶼各設砲臺一座。媽祖宮置城一座〔註二二〕 。永曆36年(康熙21年、1682)正月，劉國軒撥派銃船19艘、戰船60餘艘、兵6千人 進駐澎湖〔註二三〕。6月據向施琅投誠的林斗供稱：「澎湖新舊船、鳥船、趕繒 船、雙帆各船〔註二四〕，共有120隻。劉國軒、林陞、江勝等，共計賊眾6千餘 。內有家眷舊賊，約有2千餘名；其餘俱係無眷口新附之眾。……因探聞我兵船自 銅撤師回汛，彼故調賊2千餘名回台耕種，以作糧食。今止留賊4千名在澎湖，配 船防守」〔註二五〕。次年(永曆37年)正月，劉國軒得知清軍即將進攻台灣，乃 進一步加強防禦，以忠誠伯馮錫範為左提督，守鹿耳門。5月，劉國軒再增兵澎湖 ，總兵力達2萬餘人，並有大小砲船、鳥船、趕繒船、洋船、雙帆(音居，居兵之 雙帆船也)船等戰船近2百艘，分戍澎湖各要地〔註二六〕。 (四)心理 清朝與明鄭抗爭時，招降政策收到很大很好的效果。在鄭成功時代即以重金高位 誘降過鄭成功本人以及其部下諸將，施琅、黃梧等人的降清，雖有其他與鄭成功 有關的因素，但是施、黃等人的意志不堅、現實勢利也多少有些關係。鄭經時代 ，清朝的招降威力就更大了，尤其是姚啟聖的文宣攻勢與修來館的建立，更是收 到意外的效果〔註二七〕。鄭經死後，台灣政局紛亂情勢不安，經濟環境惡化， 當時明鄭內部最感困擾的:一是軍需財政的困難，只得被迫採取橫徵苛斂為裕餉的 唯一辦法；二是天旱糧荒，穀米沒有收成，米價暴漲，每擔漲到價銀5、6兩，民 食困難到了極點；三是島內番人叛亂，雖然派了武力前去鎮壓，但一時卻未能收 效，只得採用封鎖政策，迫他們降服；四是劉國軒、馮錫範的高壓手段，恃勢妄 殺，只要稍有點嫌疑，便會全家遭殺，懷安侯沈瑞的犧牲便是一例。這一來就造 成嚴重的恐怖和不安，幹部多生叛志；五是明鄭的文武官吏，有一部分的意志較 為薄弱，稍遇挫折，即打算退路，這一班人是過一天算一天的，無法做為明鄭的 忠貞幹部〔註二八〕。在此動盪的局勢下，軍心士氣必然低落，再加上清廷招撫 利誘產生效果，致使多人在戰前即萌生叛離之意。 藉由以下清朝官員的相關奏報公文中，可以更加了解到當時明鄭軍中思想不堅、 叛逃情況之嚴重：福建總督姚啟聖在康熙 22年1月13日上奏：「……續順公沈瑞、偽賓客司傅為霖共糾聯十一鎮，於康熙2 0年10月內俱已糾合停當，已經領臣所頒綾札重賞，協謀內應，以待我師。……〔 註二九〕」；水師提督施琅於康熙22年4月16日上奏：「竊惟臣奉命往討台灣，康 熙20年10月初6日抵任以來，一面整搠船兵，相機搗巢，並遣心腹3、4人漸次密往 台灣、澎湖賊中，通達臣之舊部，在彼現為鎮營管兵，令其就中謀判取事。自去 年亦有通信數次。俟大兵臨境之時，方敢內亂倒戈，迎降者眾。……〔註三十〕 」面對此一人心惶惶的動盪情勢，劉國軒率2萬餘兵眾駐守澎湖之際，便採取禁港 四個月，不通船隻。以及將鎮營等官兵眷口監羈台灣紅毛、赤崁兩城，企圖藉以 堅定官兵死戰之心志。 二、清朝 (一)政治 與明鄭鬥爭的第一個清朝皇帝是年號順治的清世祖，他的名字叫福臨，6歲登基。 順治7(1650)年底多爾袞逝世，福臨親政，值此之時，中國南方大片土地仍未征服 ，而且反抗清朝的勢力仍很強大，如大西軍動亂西南，鄭成功侵擾閩粵，國庫一 貧如洗，滿兵只有數萬，要來對付千萬漢人談何容易！加上朝廷中滿洲權臣貴族 ，旗權高漲，情勢可以說相當危急不利。但他勤於政事、勵精圖治，任用文官武 將得人，在察吏安民、懲貪除霸、顧惜民生等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使歷經改 朝換代大亂後的京中外省，漸次的恢復秩序，走上軌道，為康乾盛世奠定了始基 。在對付明鄭方面，順治9年到11年(1652至1654)的議和期間，當時正是他親政不 久，他聽從了大臣們的建議，以撫為主，一再的向鄭成功招降，甚至不惜冊封爵 位，讓以四府土地，以酬庸鄭成功。順治 16(1659)年鄭成功率兵攻打南京時，長江流域與中國南方不少漢人又燃起了心中 復明的火花，反清情勢一時又大為看好。順治皇帝公開宣言要親自帶兵出征，後 來雖然因故停止親征，但是皇帝要與鄭成功作一決戰的心意，使得京中與地方上 對鄭成功也不再作妥協之想，這對後來南京之圍的解除，逐驅鄭軍的退出長江， 都有積極性的作用。繼承順治皇帝的是年號康熙的清聖祖，他的名字叫玄燁，早 年雖有跋扈的權臣輔政，但自他親政以後，在文治與武功方面表現得都很傑出。 對於與台灣鄭氏的和戰關係，他是依形勢的需要而作剿撫決定的，三藩之亂期間 ，他不願與鄭氏再闢海上戰場，他對荷蘭聯軍攻台事也是在實用與有利的原則下 作決策的。到了鄭氏在台灣奸臣弄權、兄弟殘殺、民窮財盡的時候，他在不少大 臣「請緩師」不用兵，或是認為「海可平者百無一焉」，對征台毫無把握時，他 獨排眾議，支持施琅出兵，因為他堅信鄭氏「猶梗王化，必須用兵撲滅」〔註三 一〕。 (二)經濟 滿清政府自入關以來，即因連年不斷的戰爭，國家的總收入一直入不敷出，而三 藩的巨額軍餉更是清朝的沉重負擔，「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頗令清廷不勝負 荷。鄭成功反清之後，清廷為斷絕鄭氏部分財源，實行禁海遷海政策，此一政策 使自明代以來即發達的海上對外貿易大受影響，尤其外國白銀不能流入中國，對 於整個大陸商品經濟破壞嚴重。三藩動亂局勢得到和緩之後，國內較大規模的戰 爭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經濟開始走上恢復發展的階段。政府又以多種獎勵政策 振興農業，不但使耕地面積大為增加，農業經濟作物的產量也隨之進步，特別是 茶、甘蔗、棉花、煙草等都成了當時極重要的商品化農產品。加上手工業的逐漸 恢復，大陸內地的商業也日益繁榮了，清朝的整個國力也增強了〔註三二〕。 (三)軍事 清軍長於騎射而不善於海戰，為了進攻台灣，採取了「以鄭治鄭」的辦法。尤其 是姚啟聖自1678年夏升任福建總督後，即對明鄭大肆施展招撫政治攻勢，1679年 達到前所未有高潮，明鄭五鎮大將廖琠、黃靖、賴祖、金福、廖興及副總兵何遜 等，各帶兵全鎮文武官共374員、兵12,124名投誠。彼時，明鄭向清廷投誠官兵， 大案可查者至少有7件之多，其中有總兵銜者包括廖琠等計有15人、官員約500餘 人、士兵約3萬餘人。相對於明鄭官兵的大量叛逃，姚啟聖則簡練投誠官兵驟充水 師，清方海上實力因而新增2萬餘人〔註三三〕。這些明鄭官兵常在海上活動，不 畏風浪，有豐富的海上作戰經驗。在作戰指揮方面，康熙啟用大批原明鄭將領， 任命堅決主張武力攻台的施琅為主帥，並委以獨任專征的大權，福建總督姚啟聖 只協助辦理後勤供應，在軍事指揮上不得干預，以免掣肘，這是很高明的一著。 施琅人品雖然不佳，曾被清聖祖評述為：「粗魯武夫未嘗學問，度量褊淺，恃功 驕縱」〔註三四〕。但作戰衝鋒陷陣，屢建戰功。其他如總兵朱天貴、吳英、隨 征都督陳蟒〔註三五〕等也都是一些能征善戰的驍將。由這樣一批人率兵攻台， 可以發揮其善水戰，諳敵情的特長。 參加澎湖海戰的清水師共有士兵2萬餘人，由原水師和福建新練水師兩部分組成， 兩者的大多數成員均來自明鄭軍中。戰船有許多是新造的，堅固便捷，火力強， 計有大鳥船70艘、趕繒船〔註三六〕103艘、雙帆船65艘，共238艘〔註三七〕。 (四)心理 在經過三藩叛亂之後，使得康熙進一步認識到，人心向背，關係到清王朝的統治 能否鞏固。吳三桂初叛時，在討清檄文中聲稱「夷君無道」，「竊我先朝神器， 變我中華冠裳」。提出「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吳三桂以民族戰 爭相號召，假以「大義」，各省相率叛清。康熙從這一事實認識到，其所以出現 這種局面，是由於清王朝的統治尚未深得人心，吏治未能釐正所造成的，是清軍 入關清王朝建立後，實行種種民族壓迫政策所帶來的後果。因而強調君臣之間必 須益加修省，整肅吏治，振興教化，共致天下太平。於是在武力平叛的同時，進 行政策的調整，以爭取民心，尤其重視那些能倡「大義」的名士，欲其歸心。清 初一些以高風亮節相砥礪，遁跡山林，旨在終生不與清朝合作的明遺民，在三藩 戰爭以後，他們的子弟、學生，或入仕朝廷，或入館編書，已「消漠視新朝之意 」，故有人說「遺民不世襲」。這種遺民反清態度之轉變，表明清王朝的統治已 為廣大漢族士大夫所接受〔註三八〕。隨著對全國統治的鞏固，康熙更逐漸改變 一些人肆意詆毀前明的作法，給歷史以比較公正的評價，這也是他獲得漢族士人 、百姓好感的又一重要原因。由於康熙對漢族官吏、名士，以及一般士子，分別 採取不同的措施，收服人心，因而羅致了所需的人才，擴大了國家的政治基礎。 同時這些措施增加了漢族士子進入仕途的希望，改善了滿族當權者與他們的關係 ，故後人評論說：「自是以後，漢族始安，帝業始固」〔註三九〕。當人民逐漸 滿足於清朝的各種政治作為時，打著反清復明旗號的明鄭，也就不復從前，難有 政治號召著力之處。 參、作戰經過 永曆35年(康熙20年、1681)正月，鄭經病逝台灣，鄭氏政權內部隨即發生爭權的 慘烈鬥爭，一時「文武解體，政出多門」，情況非常危急。閩浙總督姚啟聖接到 密報，便與福建水陸各官聯名上疏，要求中央「審機乘便直搗巢穴」，希望皇帝 速作征台決定。康熙皇帝於6月間與大學士等會商，決議對台用兵，他降諭給福建 官員們說：「鄭錦(即鄭經)既伏冥誅，賊中必乖離擾亂，宜乘機規定澎湖、台灣 。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提督諾邁、萬正色等，其與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 春，同心合志，將綠旗舟師分領前進，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 而適在此時，皇帝寵臣大學士李光地出面推薦施琅，並經姚啟聖的一再保薦，皇 帝決定重用施琅，命令兵部恢復施琅以前的水師提督官位，並加宮保官銜，前往 福建。施琅經過17、18年的「日夜磨心熟籌」，提出首先攻克澎湖，「因剿寓撫 」，即以戰逼和的戰略方針。據此，制定了具體的作戰方案。第一步，以清軍水 陸部隊首先攻克澎湖，消滅鄭軍主力，「扼據咽喉，進逼巢穴」、「大兵壓近， 賊膽必寒」，他認為這樣「勝勢已居其半」。第二步，佔領澎湖後，引而不發， 「遣員先宣朝廷德意」，使台灣鄭氏集團「望風歸附」，「使其不戰自潰，內謀 自應」，爭取實現以戰逼和。第三步，若鄭氏集團「頑梗不悔，……即率舟師聯 (音宗，船隊也)直抵台灣，拋泊港口以牽制之」。並分兵南路打狗港口(今高雄 港)和北路蚊港(今雲林台西鄉)、海翁窟港口(今台中縣大安港)，「使其首尾不得 相顧」，然後「登岸次第攻擊」。若鄭軍「據城固守」，「則先清剿其村落黨羽 ，撫其各社土番」。「大舉進剿，立見蕩平」〔註四十〕。次年(康熙21年)10月 28日，施琅接到擔任專征之責的正式諭旨。永曆37年(康熙22年、1683)6月14日， 在銅山誓師，統水師3萬多人，戰船300多艘〔註四一〕，辰時(上午7時至9時)順 風揚帆出師東征，直駛澎湖〔註四二〕。 劉國軒沒有想到施琅竟然會選在六月颱風季節前來攻打澎湖，當八罩(望安)偵巡 船偵獲來到清水墘附近的施琅船隊後，劉國軒一面通知陸上守軍在海岸邊羅列砲 火，企圖迫使清軍無法靠近岸邊錨泊；同時又下令水師正總提調右武衛林陞等各 階層指揮官，督駕大船、鳥船、趕繒船環泊娘媽宮(馬公)前暨內塹、外塹、東峙 、西峙各要口戒備待敵。明鄭宣毅左鎮邱煇建議：「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 心尚搖，煇願領船 10隻，同左虎江勝前去沖殺」，想要乘清軍陣列未定之際採取主動突襲。建威中 鎮黃良驥也認為此一攻擊行動，符合兵法上的「半濟可擊」與「先發制人」。但 是劉國軒認為：「將軍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吾各嶼柵岸而守，虜不得近，將容 與中流乎！然當六月，風信無常，旦夕發颱，虜將無所逃命矣！此以逸待勞之勢 也，不以戰而可竟全功，將軍等無煩過計」。將此主動出擊的建議否決。 施琅船隊於15日申時(下午3時至5時)抵澎湖海域，派哨船查看發現除貓嶼、花嶼 、八罩、水垵澳附近僅有薄弱的少數艦艇防衛外，其餘各島都有船隻把守，砲台 相望。於是施琅乃下令船隊分別錨泊在貓嶼及花嶼附近水域〔註四三〕。邱煇認 為：「俟今夜潮落，煇以一襲，虜自潰散矣，不可令彼窺探形勢」。再度請纓出 戰。但是劉國軒回以：「將軍謀國之忠、臨敵之勇自屬超群絕倫！然施琅浪得虛 名耳！當此日日有颱，竟敢越海圖逞，冒險甚矣，其亡可數日而知也！第靜以待 之，夜半風起，虜無類可期。本督計之已定，將軍稍安勿躁」！又再度回絕邱煇 的襲敵計畫。 次日(16日)早晨，施琅率領大軍起錨整隊，進入澎湖港道展開第一次攻擊。澎湖 守將劉國軒將17艘船〔註四四〕，以及其他戰船、趕繒船列陣於娘媽宮前澳，又 安頓陸上守兵架放大磺砲以為聲援。四圍岸口砲火連天，彈如雨下。施琅所部各 艦猶豫不敢前進，許多船互相撞在一起。且又遭逢逆風落潮，劉國軒所屬江勝、 邱煇利用順風順流大膽衝出攻擊，施琅艦隊敗退，江勝、邱煇緊追不捨。劉國軒 認為敵眾我寡，擔心有所閃失，故鳴金收兵。江勝、邱煇問劉國軒：「正欲一鼓 盡殲醜類，何收兵之驟也」！劉國軒回以：「施賊老於兵，雖小挫，未大損，且 彼眾我寡，豈不慮欲巧反拙」！邱煇再度請戰：「乘虜新敗，眾心驚怖，煇願隨 左虎衛以船十夜襲之」。劉國宣回答說：「今日之戰，已挫其銳氣矣，但謹守門 戶，靜以待之，虜船多，泊處多礁，又有沙線，旦夕風起，不戰而潰矣」。邱煇 繼續勸諫：「兵法：半渡可擊，立營未定可擊，乘虛可擊，虜今有三可擊，不擊 何待！若近日無風，慮從容定謀，合力死戰，不可撼也」！劉國軒再度回拒說： 「將軍勿過慮，俗云：『6月30日，有暴三十六』。今日乃16，明日17，18、19就 是觀音暴、洗蒸籠暴，焉有無風之理」〔註四五〕！ 施琅從澎湖港道退到外海之後，因為潮落流急，船隻四散各處，就問陳昂如何才 可以將散落各處的船艦聚集在一起。陳昂回答說：「俟晚潮轉，便可」。到傍晚 的時候，陳昂告以：可以傳令各艦會合。施琅才發砲將各艦通通集中在西嶼頭下 錨。17日移泊八罩、水垵澳諸嶼〔註四六〕。休息數日，施琅與諸鎮將商量後， 改變進攻的戰術，不擺行列大陣，致被敵人橫衝直撞，無法捕捉其主力，加以殲 滅。而他自己的船比敵船多數倍，敵人船少，自己船多。因此，改採興化鎮總兵 吳英的建議：「劉國軒所恃者船數艘而已，可按『五梅花』陣法一一擊破之」。 所謂「五梅花」者，就是：「以五艦結為一隊而攻其一，此以多擊少雷霆萬鈞之 法也；餘船或為遊兵，或事奇襲，或作應援，游弋大洋，伺隙而進，則我舟雖多 ，無擁擠衝擊之患」。20、21兩日，施琅故用老弱驕兵之計，用趕繒、雙帆船分 兩股，對蒔內、內外塹等地實施佯攻。22日，施琅分三路再度大舉進攻，以趕繒 、雙帆船共50艘，從東畔蒔內直入雞籠嶼、四角山為奇兵夾攻；另以趕繒、雙帆 船共50艘，從西畔內塹直入牛心灣，作疑兵牽制；將大鳥船56隻居中，分為8股， 每股7隻，各作三疊〔註四七〕。剩餘80餘艘留為後援。從辰時(上午7時至9時)至 申時(下午3時至5時)，雙方酣戰竟日，聲聞數百里。傍晚時分，劉國軒看大勢已 去，搭乘小快船從吼門(今跨海大橋處)突圍後退返台灣。 據施琅的「飛報大捷疏」記載：劉國軒艦隊被清軍用火桶、火關罐焚燬大砲船 18隻，擊沉大砲船8隻，焚燬大鳥船36隻，趕繒船67隻，洋船改戰船5隻。被清軍 火船乘風燒燬鳥船1隻、趕繒船2隻。擄獲鳥船2隻、趕繒船8隻、雙帆船25隻。抵 死不降自焚自沉者，砲船9隻、鳥船13隻。最後局勢無法逆轉乘隙逃出者，小砲船 3隻、小鳥船2隻、趕繒船11隻、雙帆船15隻。人員方面：艦隊官兵戰死約12,400 員、陸上守軍在165名幹部帶領下，率兵4,853員向清軍投降。在清軍方面：水陸 官兵16、22日共計陣亡329名、輕重傷 1,800餘名〔註四八〕。 肆、省思與體認 一、海島國家的防衛重心在於制海〔註四九〕 澎湖海戰之後，相信有許多人的看法和明鄭馮錫範一樣「應分兵死守〔註五十〕 」。也就是說制海作戰失敗之後，應該繼之以反登陸及地面決戰。但是，劉國軒 一句話「眾志瓦解，守亦實難〔註五一〕」。道出了當時的處境。單是從澎湖海 戰激戰情況，以及戰後傷亡數字來看，明鄭與清廷水師雖然在數量上有懸殊之比 (施琅主戰艦艇大鳥船有70艘，而劉國軒主戰艦艇大船僅17艘)。但是明鄭水師依 然奮勇作戰從辰時至申時，並且「艦隊官兵戰死約12,400員」，幾乎可以說是全 艦隊都陣亡。這說明在海戰時，明鄭水師的戰鬥意志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反倒是 緊接著海戰一結束，守澎湖的地面部隊就未經戰鬥全體投降；守淡水的何祐，密 遣其子何士隆從淡水港坐船往澎湖軍前，納款獻台，並且在未奉到命令的情況下 ，悉數撤回所統帥的部隊；林亮、董騰、蔡添等人，亦密與偵者通謀，請施琅速 攻台灣，願為內應。情況為何會演變如此？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兵力相差過於懸殊 ，主帥劉國軒又逃返台灣本島，毫無獲勝的機會。另外一方面就是劉國軒所謂的 「眾志瓦解」。 明鄭長久以來，由於掌握著比清廷戰力佳的水師，一直對台海擁有幾近於絕對的 制海權。例如：永曆33年(康熙18年、1679)4月26日，當時福建陸路提督楊捷奏陳 平海機宜等事時曾說：「海逆經30餘年未能撲滅者，緣彼恃海為險，我無慣練水 軍以搗其巢穴，故彼得以內無顧忌而外肆鴟張。乘我師之在漳也，則揚帆而至泉 ，而泉城被圍矣。迨我師之援泉也，由揚帆而至漳地，而漳地被擾矣。彼以逸待 勞，我疲於奔命，可謂計之得乎」〔註五二〕。以及馮錫範建請鄭經回拒清朝寧 海將軍喇哈達懇勸時所述：「先王在世的時候，我們僅有兩島，還想大舉的征伐 ，以規復中原；何況今天又有台灣，進戰退守，大權操之在我，怎麼因一敗而把 夙志忘得乾乾淨淨呢？〔註五三〕」這個「進退戰守，大權操之在我」，所仗恃 的強有力水師，一旦全軍覆沒，其對明鄭方面的心理士氣打擊之嚴重是可想而知 的。這種心理士氣的打擊，往往促成西方戰略學者李德哈達(B. H. Liddell Har t)所謂的心理和物理上喪失平衡，進而成為戰爭失敗的根基。戰爭中所謂擊敗， 在基本上乃是一種心理現象，並非可予量化的「清點屍體」。戰史上有太多的例 證可以顯示出：戰敗的一方之所以露出敗跡，並不是因為大量傷亡，以致兵力數 量上驟降而引起；往往卻都是因為心理意志喪失所形成。澎湖海戰對明鄭軍心士 氣所造成的影響即為如此。事實上，施琅後來到了台灣之後，也認為如果真的要 用武力攻打台灣也非易事。他在舟師抵台灣疏中提到：「惟臣舟師，今抵台灣， 細閱港道紆迴，地勢窄狹，波濤湍急，可謂至險至固。臣雖用兵，頗能籌度。但 至此觀看周詳，若非皇上威靈遠震，似未易可以力鬥取勝之地。」可知施琅欲藉 武力攻取台灣亦無把握〔註五四〕。 二、明鄭敗亡主因係由於自己內部諸因素所造成 在軍事戰略階層，澎湖海戰失敗固為明鄭敗亡的重大促成原因。那麼在國家戰略 階層的失敗原因又是為何？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 可知：而不可為」。當康熙獲知鄭經死後，明鄭內部權力爭奪，幼主當國，權奸 弄權，眾皆離心，乃知道「敵之可勝」已然成形，故下令「宜乘機平澎湖、台灣 」〔註五五〕。明鄭不僅在政治方面如此，其他在經濟、軍事、心理各方面，由 戰前的戰略態勢分析，也可以知道均陷入極不利的狀態之中。其所肇致的影響， 促成了我消敵長，單舉一例：假若不是明鄭人心思變士氣低落，水軍投降轉任清 朝水軍，清廷如何得以迅速建立一支有經驗且戰力強大的水軍？雖然有些學者說 清朝的分化、滲透策略運用成功，但是假如明鄭內部沒有可以插針的縫，沒有可 以灌水的洞，再高明的分化、滲透策略也將難以生效。故一個國家必須先從自己 內部的政、經、心、軍落實做起，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三、清廷的和戰兩手策略運用成功，為惡化明鄭意志不堅的重要推手 清廷對於明鄭，不管在朝廷或者是地方，始終依據雙方相對力量，採取適當的剿 撫策略。這種和戰兩手策略，對於內部產生種種問題的明鄭，無異是雪上加霜。 康熙皇帝即使在澎湖海戰勝利，明鄭先後兩次派差官到澎湖施琅軍前求撫時，雖 然明知鄭克塽等係因窘迫之極才被迫來歸，仍於7月27日對議政王、貝勒、大臣說 ：「若不許其投誠，則彼或竄處外國，又生事端，不若撫之為善」〔註五六〕。 此種已經到了最後勝負已定，仍舊採用兩手策略的作法，正符合孫子兵法之所謂 ：「圍師必闕，窮寇勿迫」。至於負責直接執行剿撫政策的施琅和姚啟聖兩人， 也都很成功的促成明鄭滅亡。清朝所修官書評述：「戰功屬靖海侯施琅，而平日 招攜設間，以離賊心，則啟聖之力為多云」〔註五七〕。另外，高拱乾撰「台灣 府志」卷三『秩官志』名宦條，亦將施琅列為「開拓勳臣」第一位，將姚啟聖列 為「定謀推轂」第一，允稱公正而合理之評斷〔註五八〕。 四、明鄭響應三藩之亂的作法深值海島國家引以為戒 由戰前的戰略態勢分析，可以知道明鄭之所以由盛轉衰，其轉折處主要是在大舉 西進響應三藩。固然明鄭一直想要反清復明，很難不去利用此一大好機會，但是 在作為上並沒有考慮到一個海島國家的能力與限制因素。海島國家比起大陸國家 ，人口少、資源不豐，經濟係以掌握海上交通，與其他國家貿易為主；軍事則適 於海上作戰，而不利於長時間大規模的地面作戰。鄭經率軍登陸大陸作戰，隨著 兵力及後勤諸因素限制，戰力很快就會達到極限，不得不在有限範圍內轉攻為守 ，以待敵人的反攻。等到以陸上作戰見長的清軍反攻成功，幾乎整個軍事力量都 投入在大陸戰場的明鄭，不但損失了賴以憑藉的武裝力量，軍心士氣因戰敗而低 落；同時也使得國家財政經濟盡耗於久戰之中。 參考西方海權國家的戰史，即可對照印證明鄭進軍大陸作法上的不當之處：伯羅 奔尼撒戰爭時的雅典，因為遠征西西里元氣大傷，使得斯巴達有機會藉著波斯的 力量建立海軍，最後擊敗雅典。另外，長期稱霸海上的海上強權—英國，在第一 、二次世界大戰時，違反了英國的傳統戰略，派遣大軍前往歐洲大陸作戰，其結 果是國力一落千丈，不得不將其海上霸業拱手讓給了美國。 五、劉國軒在澎湖海戰時，戰略上不該只是消極應戰，而是應該採取更為主動積 極之作為 劉國軒在尚未與戰力優勢的施琅水軍對戰之前，總是希望能夠倚賴惡劣天候來幫 忙制敵。等到不能避免地必須正對來攻的強敵，仍舊選擇雙方列好陣勢，正面衝 殺的作戰方式，其結果勢將難以創造以寡擊眾之戰果。通常處於戰力劣勢的一方 ，要想改變敵我優劣情勢，創造有利狀況，戰略上必須要出奇制勝。首先，當施 琅於15日率軍東來的那個晚上，劉國軒應該聽取邱煇建議，對分散錨泊於貓嶼、 花嶼、八罩各處，立足未穩之施琅水軍實施奇襲。因為敵軍分散各處，軍心尚未 穩定之際，極適宜創造以寡擊眾戰機。1798年，英國名將納爾遜於尼羅河口，擊 敗錨泊中的法國艦隊即為類似之例證；其次，當施琅水軍於16日第一次攻擊受挫 時，劉國軒也應該乘勝追擊擴大戰果。因為以當時帆船的作戰方式，敗退之船隊 很難迅速聚攏，一時之間無法發揮數量上的優勢；另外，船上最具威力的武器是 位在船艏的斗頭〔註五九〕，對追擊的艦船有利；第三，雖然依據現有史料，難 以考證澎湖海戰發生的確實位置。但以雙方約四百多艘大小戰艦能夠同時陳兵列 陣，而劉國軒戰敗後又能從吼門逃逸來推測，應該是在現今觀音亭向南之開闊水 域。倘若劉國軒能夠有計畫地，誘引施琅水軍進入現今馬公港內作戰(金龍頭與風 櫃連線以東)，則在此狹窄水域內，一方面可以兼顧到策應馬公城陸上作戰，另一 方面有利於數量劣勢的水軍作戰。西方海戰史上有名的薩拉米斯海戰(公元前480 年)即為可以參證的例子。 伍、結語 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澎湖海戰的確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作戰。但是澎湖海戰絕 對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它是歷經了37年，清鄭雙方始終處於談談打打的和戰狀 態下，彼此在政、經、心、軍等各方面角力結果的總決算。也就是說，這場海戰 的勝負，並不是僅由海戰中各種因素所造成，而是早就取決於戰前的各種相關因 素與作為。 回顧這段攸關台灣發展的歷史，再檢視當今的海峽兩岸關係，似乎總是有些似曾 相似的感覺。中共自八○年代起，為配合對台策略調整，寓兩岸政治鬥爭於康熙 統一台灣歷史研究，其所反映的現實意義為： 一、沿襲和戰兩手策略，「以武逼和」。企圖以「和」的一手瓦解心志，招降納 叛，遂行統戰；以「戰」的一手強加威脅，消除阻力，謀求統一。 二、兼施「和談分化」手段。以「和談」誘我放棄原則，改變立場；以「分化」 製造政府、民眾矛盾，割裂社會群體意識，創造「以武逼和」有利條件。 三、積極擴充軍備，強化海空軍現代化質量建設，爭取對台動武優勢，遂行有利 攻台之方案作為。 四、兼採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手段，對台構成全面封鎖威脅，以逼我就範 。 五、認定當其具備「政治穩定」、「經濟雄厚」、「軍事強大」等武力攻台條件 ，即可製造出兵藉口，斷然決策，完成統一〔註六十〕。對於中共這麼富有針對 性的歷史研究，我們亦應有所警惕。在已有的各種中外戰史研究中，應該投注更 多的心力於與台灣有關的戰史，方能有效確保全民福祉與安康。 註一：施琅原名「郎」，降清之後，易名「琅」，有些史籍則記為「烺」。早年 先是應徵募兵，轉入族父施福部隊，作戰立功，升到副總兵，25歲便以僉都督任 左衝鋒。一度隨從黃道周，又轉依芝龍，並隨芝龍降清，永曆元年(順治4年，16 47)，攜弟顯投靠鄭成功。永曆5年(順治8年，1651)與鄭成功發生衝突後歸向清廷 。 註二：鈕先鍾著，「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台北市：麥田出版，2001年， 頁312-313。 註三：林藜著，「閩海揚波錄」，台北縣永和市：稻田出版有限公司，民國81年 3月，頁424。 註四：「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北 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381。 註五：「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北 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364。 註六：陳清敏、黃昭仁、施志輝等著，「認識台灣」，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民國85年11月，頁111。 註七：陳清敏、黃昭仁、施志輝等著，「認識台灣」，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民國85年11月，頁116。 註八：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日 ，頁187。 註九：陳清敏、黃昭仁、施志輝等著，「認識台灣」，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民國85年11月，頁130-132。 註十：荷蘭人雖然在明末據有台灣，但他們與大陸政府的通商關係一直沒有正式 建立。順治10年(1653)，荷蘭人到「廣東請貢，兼請貿易」，卻遭到清廷的拒絕 。三年之後，他們又向北京呈請，但只得到「八年一貢」允准回應，這可能與當 時清鄭在閩海的緊張關係有關。荷蘭人對「八年一貢」的「恩惠」當然不能感到 滿足，於是他們便轉向鄭成功方面聯絡，請求解除海上封鎖，進行通商。鄭成功 當時正需要增強實力，乃許以貿易，荷蘭方面則答應「年輸銀5千兩，箭柸10萬支 ，硫磺千擔」，作為回報。參考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 出版公司，2001年5月1日，頁156。另外，陳清敏、黃昭仁、施志輝等著，「認識 台灣」，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5年11月，頁103則敘述：「 鄭成功取得金、廈後，荷蘭人有感局勢堪虞，對鄭軍頗具戒心，常常對鄭氏在海 上的貿易船隻加以留難。永曆9年(1655)鄭成功下令各港澳及東西夷國府州，不准 前往台灣通商貿易；此一情形持續2年，台灣的經貿因之蕭條，荷蘭人派代表至廈 門與鄭成功和談，請求恢復台灣過去的海上貿易，荷人每年願輸餉5千兩、箭柸1 0萬支及硫磺千擔給鄭軍」。 註十一：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 日，頁164-167。 註十二：江日昇著，「台灣外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頁2 44。 註十三：依據張鐵牛、高曉星著，「中國古代海軍史」，北京：八一出版社，19 93年，頁273敘述：「鄭軍在進攻台灣前共有陸師72鎮(每鎮千人，計7.2萬人)， 水軍20鎮，水陸總兵力十幾萬人」。 註十四：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 日，頁171-172。 註十五：鄭成功於永曆15年5月改普羅民遮城(今赤崁城)為東都明京，設一府二縣 ，府即承天府，設治於赤崁樓，二縣即轄北路今嘉義以北的天興縣，及轄南路今 高雄以南的萬年縣。鄭經於永曆18年，改東都為東寧，同時改天興、萬年兩縣為 州，各置知州。 註十六：江日昇著，「台灣外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頁3 74-375。 註十七：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 日，頁172。 註十八：林藜著，「閩海揚波錄」，台北縣永和市：稻田出版有限公司，民國81 年3月，頁340-344。 註十九：江日昇著，「台灣外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頁3 83。 註二十：江日昇著，「台灣外志卷之四」，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 ，頁989-990。 註二一：江日昇著，「台灣外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頁3 93-394。 註二二：江日昇撰，「台灣外紀下冊」，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74年1月，頁3 93-394。 註二三：彭孫貽著，「靖海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頁93。 以及余宗信編著，「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55年 ，頁110。 註二四：依據張鐵牛、高曉星著，「中國古代海軍史」，北京：八一出版社，19 93年，頁274敘述：「大船和水船是參照福船和西洋夾板船的式樣製造的。闊2尋 (古長度單位，8尺為尋)，高八九尋，吃水1丈2尺，船上施樓櫓，以鐵葉包裹，外 掛革簾。中鑿風門，以施炮弩，其旁設一水輪，踏輪前進，不怕風浪。犁繒船和 沙船吃水七八尺。以上4種戰船都高大堅固，大船、水船各容兵500名，犁繒船、 沙船各容兵100名」。另據金秋鵬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的造船與 航海」一書，75-76頁，述說：「在閩浙一帶，更有一種船型就稱鳥船，因為它的 形狀，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水鳥，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優良船型」。另按施琅在康 熙22年6月26日上奏澎湖大捷的奏本中，曾提到明鄭軍的船：「每船安紅衣大銅砲 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頭兩邊安發20餘門不等，鹿銃一二百門不等」。參閱「 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北市：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376。 註二五：江日昇著，「台灣外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頁4 01。 註二六：張鐵牛、高曉星著，「中國古代海軍史」，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 ，頁324。及蔡平立著，「新編增訂澎湖通史」，台北市：聯鳴文化有限公司，民 國76年8月，頁160。 註二七：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 日，頁216。 註二八：林黎著，「閩海揚波錄」，臺北縣：稻田出版有限公司，民國81年，頁 423。 註二九：「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 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360。 註三十：「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 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363-364。 註三一：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 日，頁176-179。 註三二：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 日，頁164-167。 註三三：戚嘉林著，「臺灣史第一冊」，臺北：農學股份有限公司經銷，1998年 8月，頁262-263。 註三四：周雪玉著，「施琅攻台的功與過」，台北市：臺原出版社，民國79年2月 ，頁41。 註三五：20多年前隨鄭成功登陸臺灣擊敗荷蘭人的英雄人物，事後投降清軍，此 番施琅要借重他的登陸作戰經驗。 註三六：按丁一平、李洛榮、龔連娣編著，「世界海軍史」，北京：海潮出版社 ，2000年，頁112-113記述：「趕繒船是主力戰船。大趕繒船長36米多，寬7米多 ，深3米，有24個船艙，板厚2.6至3.2寸，雙桅，雙舵，雙鐵錨，槳4支，大櫓2支 ，頭梢1支，可載重1,500石。船上配兵80人，裝大砲4門、斗頭砲1門、百子砲4門 、子母砲2門、鳥槍24桿，還有一些燃燒火器。船上冷兵器有弓箭、藤牌、排刀、 鉤鎌槍、川撩刀、竹桿槍、挑刀等，供接舷戰、肉搏戰用。」另蔡平立著，「新 編增訂澎湖通史」，台北市：聯鳴文化有限公司，民國76年8月，頁159；以及陳 知青著，「澎湖史話上集」，澎湖史話編輯委員會，民國61年6月，頁138，等則 將趕繒船註解為漁船。若依施琅在澎湖海戰中的部署來看，「將大鳥船56隻居中 」，並在「鳥船每船或配大小將弁閒員及外委弁員20、30員不等，趕繒船每船或 配10、8員不等」。可推測出大鳥船為主力戰船，趕繒船應為輔助作戰用的漁船。 註三七：張鐵牛、高曉星著，「中國古代海軍史」，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 ，頁324。另據多處文史記載施琅率戰船300多艘，相關人數、船數記載，請參考 本文註四一。 註三八：王思治著，「經文緯武定江山：康熙大帝」，台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 公司，民國89年1月，頁52-53。 註三九：王思治著，「經文緯武定江山：康熙大帝」，台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 公司，民國89年1月，頁151-152。 註四十：陳在正著，「台灣海疆史」，台北市：楊智文化事業，2003年3月，頁1 25。 註四一：另據「清史稿兵志六十」，中國近代史料彙編2，頁1217所述：「征台之 役命萬正色督率湖南浙江戰船200艘由海道赴福建，姚啟聖亦修戰船300艘水師2萬 人，施琅之克澎湖用戰船300艘水師2萬人」。以及彭孫貽著，「靖海志」，台灣 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8月31日，頁94所述：「施將軍自銅山開船，大小5百餘 號，姚總督撥陸兵3千隨征」。林藜著，「閩海揚波錄」，台北縣永和市：稻田出 版有限公司，民國81年3月，頁424則記述：「施琅備了大小戰船300艘，率領水師 兩萬多人，從福建銅山澳出發」。 註四二：陳捷先著，「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5月1 日，頁190-196。 註四三：若依林義儒撰，『海濱外史—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傳』，收錄於簡榮聰發 行，「東村紀事外四種」，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2年12月，頁77；以及「明 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北市：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371記載：平陽鎮總兵朱天貴、興化鎮總 兵吳英共率114艘船艦，於15日錨泊於八罩，顯見當時清軍各艦船是分散錨泊的。 註四四：林義儒撰，『海濱外史—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傳』，收錄於簡榮聰發行， 「東村紀事外四種」，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2年12月，頁78。 註四五：張菼著，「鄭經鄭克塽紀事」，台北市：臺灣銀行發行，民國55年6月， 頁155。 註四六：江日昇撰，「台灣外紀下冊」，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74年1月，頁4 14-415。 註四七：第1疊2艘，第2疊3艘，指揮艦居中，第3疊2艘，共7艘。 註四八：「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 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373-383。 註四九：此處所謂制海，並非指狹義的海軍海上作戰，而是運用三軍武裝部隊控 制海上交通線。 註五十：江日昇撰，「台灣外紀下冊」，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74年1月，頁4 27。 註五一：江日昇撰，「台灣外紀下冊」，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74年1月，頁4 27。 註五二：「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 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1日，頁65。 註五三：林藜著，「閩海揚波錄」，台北縣永和市：稻田出版有限公司，民國81 年3月，頁388。 註五四：王思治著，「經文緯武定江山：康熙大帝」，台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 公司，民國89年1月，頁106。 註五五：「清聖祖實錄」，康熙20年6月初7日。 註五六：陳在正著，「台灣海疆史」，台北市：楊智文化事業，2003年3月，頁1 26。 註五七：「八旗通志」卷8『姚啟聖』。 註五八：周雪玉著，「施琅攻台的功與過」，台北市：臺原出版社，民國79年2月 ，頁80。 註五九：據江日昇著，「台灣外志卷之四」，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94年8月3 1日，頁1077所述：「凡水戰彼此望見即發斗頭，將近或發左邊砲發右邊砲，轉舵 則發尾後砲，不敢兩邊齊發，如緊急左右齊發，則船沉沒矣」。 註六十：「康熙統一台灣歷史研究」，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出版，民國86年6月，頁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