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教授　唐仁俊


    
當前世界正處於變動調整階段，在此變動中和平與發展仍為世界發展的主題，和平、發展、合作的追求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此情勢下，2005年9月15日，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年週年首腦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和諧世界的重要理論。2007年10月16日，和諧世界也出現在十七大報告中。此理論是中國基於對世界形勢的觀察，也是中國外交理論的新發展。作為一種全新的世界發展觀，和諧世界理念提出後，備受國際社會關注。
前　言
中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經濟改革路線後，國力快速提升，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冷戰結束後，更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最具潛力的挑戰者。站在國家發展的關鍵點上，採取何種戰略途徑，以達到國家發展的最終目的，成為中國能否成就全球性大國的重要戰略思考。奠基於鄧小平所提出「和平與發展」的國際觀察，在國際形勢的變動下，中國陸續推動新安全觀、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等理論，作為中國國家發展的戰略指導。
這些理論皆反映在中國對外關係上，1990年代以來，中國不僅參與了聯合國及其下屬的安理會、維和、裁軍、人權、核合作等全球性安全與政治機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等全球性經濟組織，而且還積極參與了眾多的區域性或跨區域性多邊組織，如亞太經合會、東協與中日韓框架機制(10+3)、亞歐會議及東亞—拉丁美洲論壇等。此外，中國還積極創建區域性或跨區域性合作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與安第斯共同體政治磋商與合作機制等。顯而易見，中國明顯採取融入世界、影響世界進而改變世界的方式，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選擇，藉以達到鄧小平所主張：「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戰略目標。
為因應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近年來中國提出和諧世界理論，此理論是以往戰略思維的再延續，並朝更為全面方向發展，本文首先就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做一概述，藉以了解其發展過程；其次對和諧世界理論形成背景做分析，以國際局勢的改變、國家發展的戰略考量、中國威脅論及大國影響力四個面向作為分析的視角；最後依據以上的分析，從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四個面向探討和諧世界理論的戰略意涵，期能得出更為全面客觀的研究成果。
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	
和諧世界理論是近年來中國對世界形勢發展的觀察和思考，並以鄧小平之「和平與發展」概念為依據，在新形勢的發展下，延續「新安全觀」、「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等一系列國際戰略思想，同時又兼具新國際形勢和中國現實發展的重新考量。「和平與發展」概念在1985年鄧小平首度提出，強調世界面臨最重要的問題便是和平與發展。並成為往後中國處理內外國家發展的主要戰略依據。「新安全觀」首次出現在1996年中國政府領導人出席東協區域論壇大會，並在大會上提出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的主張開始。之後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和重申新安全觀，並逐漸形成了一套在新形勢下全面系統的安全觀念和政策。
「和平崛起」首次正式出現是在2003年11月3日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演講中所提出，他認為在現今的時代條件下，中國只能選擇奮力和平崛起，即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追求自我發展，以自己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然而，「和平崛起」理論的論述及發展，引起了國際間多方討論與關切。現今中國官方為降低「崛起」在國際間所帶來的「威脅」，而不再談論「和平崛起」，改以「和平發展」、「和諧社會」、「和諧世界」言論代替。
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建構和諧世界是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國際上的延伸，同時服務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已隱然從國內和諧社會的概念，延伸對外建構和諧世界的論述。建構和諧世界的提法最早見諸於2004年10月14日發表的《中俄聯合聲明》，在此《聲明》中，中俄雙方表示：「願同各國一道，為建立一個和平、發展、和諧的世界，實現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2005年4月24日，胡錦濤參加亞非峰會時再次提出和諧世界的看法，他表示：「要發揚亞非會議求同存異的優良傳統，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建構一個和諧世界。」同年7月1日，胡錦濤出訪莫斯科，和諧的世界被寫入《中俄關係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文中指出：「兩國決心與其他有關國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設發展與和諧的世界，成為安全的世界體系中重要的建設性力量。」
2005年9月15日，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年周年首腦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和諧世界理論。在他發表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講話中，對建立和諧世界提出四點基本主張，強調：「努力實現不同國家間政治、經濟、安全、文明的和諧發展，以建設民主、公正、和睦、包容的世界，從而實現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總體目標。」 同年12月22日，中國政府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對中國的發展道路進行了系統闡述，指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目標；和諧世界應該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
2006年4月21日，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發表演講，向美國闡述了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內涵，在演講中指出：「中國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真誠願意同各國廣泛開展合作，真誠願意兼容並蓄、博採各種文明之長，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當月23日，胡錦濤在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協商會議上，再次以和諧世界為主題發表了題為《促進中東和平、建設和諧世界》的演講，強調：「面對當今紛繁複雜的世界，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和諧，強調和諧，促進和諧。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並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闡述了如何建立和諧世界的問題。」
2007年2月7日，胡錦濤在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以《加強中非團結合作推動建設和協世界》為題演講時指出：「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中國對內致力於建構和諧社會，對外願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同年10月16日，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對和諧世界的基本要素作較為具體的闡釋，第一、政治上，堅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致力於實現各國和諧共處；第二、經濟上，主張互利合作、優勢互補，致力於實現普遍發展；第三、文化上，宣導相互借鑒、求同存異，致力於實現進步繁榮；第四、安全上，強調彼此信任、加強合作，致力於實現共同安全；第五、環保上，呼籲互幫互助、協力推進，致力於實現和諧發展。
2009年1月出版之《2008年中國的國防》指出：「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致力於與各國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從以上中國對和諧世界理論提出的歷程及內容，可以了解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的提升，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大為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發展越來越關注，在此情況下，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了對內建構和諧社會，對外建設和諧世界的主張，強調要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同時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並展現出以主動積極的姿態參與新世界秩序的建設。此項發展，不論對中國自身或國際世界而言，皆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和諧世界理論形成之背景因素
和諧世界理論的形成有其背景因素，本文以國際局勢的改變、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國家發展的戰略考量及大國影響力四個面向作為分析的視角，其分述如下：
一、國際局勢的改變
現實主義主張以權力和利益為理論核心，強調國際無政府之先驗法則。新現實主義代表華爾滋(Kenneth N. Waltz)在《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一書中，對國際政治的認知為，在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中是不存在和諧的狀況。冷戰時期以美蘇兩國為首之軍事對抗集團，正好反映出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的觀察。而以軍事為特徵之國際互動，成為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
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後，在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新思維的主張下，美蘇軍事對抗開始鬆動，國際形勢日趨緩和，國際政治也產生變化。許多早已出現的全球性問題開始突顯並越來越嚴峻，由於這些全球問題的解決需要所有國家的共同努力，因而世界各國的相互依賴得到加強。以軍事等強制性權力的使用代價相對提升，相對於軍事武力，威脅較少的權力行使方式則變得更有吸引力，相互合作的國際氣氛逐漸取代在軍事上採取對抗的格局。
1991年蘇聯瓦解，冷戰正式宣告結束，經濟取代軍事成為後冷戰時期的主要特徵，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經濟已經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因而產生了各國應該樹立整體意識，加強協調與合作，實現共存共贏，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並通過對話和合作來解決彼此爭端的新國際觀。另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性問題突顯，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跨國犯罪、金融危機、能源危機、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都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因而需要各國加強協調與合作，維護共同利益，以促進共同繁榮。於是經由多個國家、國際組織、國際間各種勢力相互協調解決國際問題的一種全新國際管理理論—全球治理理論(Global Governance)應運而生。
在此概念下，相對於冷戰時期所強調之「硬權力」(Hard Power)，後冷戰時期，「軟權力」(Soft Power)在國際互動中日益突顯，軟權力的概念與構想最早由奈伊(Joseph S. Nye Jr.)於1990年提出。2004年出版的著作《軟權力》(Soft Power)一書中，更全面使用了塑造國際規則的提法，他在書中指出：「如果一個國家可使本身的利益和價值觀念與其所塑造的國際規則相吻合，在他人看來，其行為將更具合法性。如果它能使用並遵循那些可引導和限制他國自願行為的制度和規則，它就沒有必要使用相較代價較高的胡蘿蔔與大棒。」
軟權力一般是指一國的社會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文化主流與優勢、國民的精神信仰、理想信念、文化道德水準等綜合因素的總和，其範疇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國際政治中的結盟能力、利用現有國際組織的能力等。軟權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發展與增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為一個國力崛起的國家，中國深知全球化的發展，各主要大國都需要以其他國家的發展作為自己發展的前提，以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穩定作為本國安全的基本環境。孤立封閉的、純粹單邊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不僅不可能存在，而且可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大國之間的相互依存確保安全的重要性已經明顯超過相互在戰略上壓倒和摧毀的方式。
中國官方文件也反映出如此的觀點，如2008年中國外交部出版的《中國外交2008年版》對國際形勢的觀察為：「當前世界各主要力量越來越重視軟權力的培育和運用，通過加強對外傳播和人文交流，樹立本國良好的國際形象，提高自身國際地位和聲譽，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國際上軟權力競爭日趨激烈，文化外交和公眾外交更加活躍。各國普遍重視國際規則在國際體系調整中的戰略作用，均希望在新一輪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更多體現自身價值和維護自身利益。」另2009年中國國務院出版之《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在對國際安全形勢的觀察也持相同的看法，書中指出：「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處於大變革大調整大變化之中。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正如學者巴任(Barry Buzzan)指出：愈來愈多成熟的國家已瞭解在為自己制定政策時，基於安全的理由，亦應考慮到鄰國的利益，因為國家的安全必須相互依賴。國際局勢的改變也改變了中國對外的看法及策略，中國深知當前硬權力仍然不足以對抗其他如美國、歐盟、日本、俄羅斯等的主要力量。在此前提假設下，以軟權力作為處理與其他強權關係的手段，對北京來說，是一種合理的戰略選擇。
二、國家發展的戰略考量
一直以來，中國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總量皆佔有極大的比例，如荷蘭經濟史學家麥德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指出：「中國從一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其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22-33%之間，1820年達到頂峰。然而，隨著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工業化與中國與西方列強、日本等國的相互衝突下，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總量的佔有率快速下降，到1950年已降至4.5%。」回首以往中華帝國的榮耀，近代中國的領導者，無不以恢復中國以往盛世為己任。當中共於1949年建政時，就以「新中國」自居，以區別滿清末年受盡國際屈辱的那個「舊中國」，期能在新政權的領導下，帶領中國邁向大國之林。然而，中共建國初期所推行的革命外交策略及內部的政治鬥爭，並未為國家經濟發展帶來新契機，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動亂中，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不進反退。
十年的政治動亂，隨著鄧小平的重新掌權正式結束，並確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國家發展戰略。進入1980年代，鄧小平對世界大勢和時代特徵作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新的世界戰爭危險雖然不能說已經消失，但是可以避免；要維護和平，促進發展，就要想辦法把世界局勢穩定下來，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與國的關係。」依據鄧小平對國際形勢及國家發展的重新定位，中國國家戰略發展產生了根本性變化。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提出「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同時把實現小康作為20世紀末的奮鬥目標，並提出今後20年「兩步走」的戰略步驟：前10年主要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10年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並且正式確立了完整「三步走」的戰略構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對原來「三步走」戰略中長達50年的第三步戰略目標作了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新「三步走」發展戰略思想：「展望下世紀，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從以上中國一連串的戰略構想顯示，經濟發展一直居於國家發展戰略之核心地位。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亦獲得極高的成果，從近期看，十六大到十七大的五年裡，中國綜合國力急劇提高，十六大時中國的GDP是9萬億人民幣，到2006年已將近21萬億人民幣，增加了一倍多。國力的增強，使得中國原來的對外關係理論，如80年代的「和平與發展」，90年代的「新安全觀」已不足以應對目前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諧世界理論即是在此環境下因應而生，中國在倡導建構和諧社會的基礎上，將和諧理念拓展到國際關係領域，逐步形成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建設和諧世界的國際戰略思想。
三、中國威脅論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乃是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與國內政治最大的差異即是沒有一個高於各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來管理國際事務，因此國家成為單一行為體並會出於理性考量而追求權力，以達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正在衰退與正在崛起中國家間發展的差異比率，則會造成國際間權力的重新分配與國際體系的不平衡。
中國在戰略上居於亞太地緣格局的中心位置，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不論中國的主觀意志如何，中國的崛起，必然要引起本地區以至世界格局和大國體系的結構性變化，導致國際政治權力的重新配置。因此，早在1990年代初期，各方對中國崛起的議題爭論不休，其中涉其兩個重要問題，中國的經濟及軍事能力崛起的速度與世界特別是美國將以何種方式來回應中國的崛起。
從現實主義理論的視角正可說明，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憂心，因而國際上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說法，此種說法首次出現於1992年9月，時任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的拉森上將(Charles R. Larson)，於夏威夷就亞洲安全問題發表的講話中。自此，西方輿論與學界就掀起一場關於「中國威脅論」的爭論。
如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1993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在文中，杭亭頓從文明的角度分析冷戰後的國際形勢，並將回教文明與儒教文明視為對以美國為代表之基督教文明的最大挑戰。此文發表後受到國際學界的熱烈迴響及討論，在根據各方的批評意見後，杭亭頓進一步出版《文明衝突與國際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在書中更為全面的將文明間的衝突作更深入的研析，文中尤其強調回教與儒教等文明勢力結合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及威脅。
而布里斯辛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所著之《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則是從地緣政治之權力角度，來分析冷戰後的國際局勢，是美國冷戰後佈局世界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指出，冷戰結束後，雖然沒有一個能威脅美國世界首要大國地位的現實敵人，卻出現了一系列潛在挑戰者。而且由於美國國力及地緣的侷限性，要想長久穩定地保持美國的全球地位，就必須確保對歐亞大陸的控制。並抑制歐亞大陸形成任何足以與美國抗衡的霸權。書中並於第一章新型霸權(Hegemony of a New Type)中分析了中華帝國及蒙古帝國的發展；第六章遠東之錨(The Far Eastern Anchor)中指出亞洲是世界經濟中心也是潛伏的政治火山，中國的崛起將不只成為遠東主導國家，也將是第一流的世界大國。
另外，1997年孟儒(Ross H. Munro)和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所撰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則被視為論述「中國威脅論」的代表性著作。在書中，他們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最大的潛在敵人與威脅者。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迅速發展，在地區和世界事務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威脅論」並未消失，反而更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和不同反應。從西方大國崛起的經驗看，大國崛起必然伴隨著戰爭引起國際動盪，以此推論中國崛起必將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陸續又有「環境威脅論」、「產品品質威脅論」等，為「中國威脅論」提供論點支撐。
冷戰結束後，中國的崛起已引起世界各國的矚目並深感威脅，許多中國觀察者以中國的國土、人口的優勢及快速成長的經濟與逐年調升的國防預算為依據，認為中國已成為遠東的主宰者，並挑戰美國的全球利益。對此現象，各國爭議的焦點在於，21世紀的中國是否會遵行現有的國際規範並將其完全融入現存的國際體系中。在此背景下，中國為了塑造一個美好的國家形象(一個充滿和平及負責任的大國)和創造一個友好的國際環境，對於對外戰略的制定更為謹慎。
中國深知一個崛起的國家，如將其焦點放在發展及使用硬權力，將使現況維持者及周邊國家產生反抗的心理及力量。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藉由硬權力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將只能得到極有有限的效果，並可能破壞北京在實現外交目的上的努力。因此，讓世界瞭解中國和平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以降低中國因國力上升所引起的的負面效果，確保國家的持續發展。
四、大國影響力
何謂大國影響力，應具備那些條件，趙英在《大國天命—大國利益與大國戰略》認為全球性大國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國家的綜合國力可以在全球居於主導地位，經濟力量能夠在區域或全球經濟分工中起主導作用，對區域或全球的經濟發展起帶動作用，能夠以暴力和其他力量對自己的利益予以有力的維護和拓展；在國際體系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能夠對國際秩序和戰略格局產生決定性或重大的影響，在制定和維護國家間交易制度與規則時處於決定性的或有重大影響的地位；在所處的文明體系中處於核心國家或領導國的地位，其歷史、文化與國內交易制度、規則，對其所處的文明體系乃至全球有巨大影響力；擁有足夠的疆域、人口、自然資源和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地位。
當前中國因經濟發展所帶來整體國力上升，已逐漸符合大國所應具備的相關條件，本文就以上述四項條件逐一做一檢視。
在第一項條件中，中國其綜合國力雖與美國仍有一段距離，然而經濟體已居世界第三，對全球及區域性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其經濟規模未來極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2003年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一篇分析即認為，中國經濟規模可能在2041年超過美國。另學者奎士托福(Nicholas D. Kristof)也指出，以中國經濟成長的速度來看，它在21世紀中葉前的經濟就會超越美國而躍居世界第一。中國清華大學在為題《上升中的中國國力與國際地位與作用》報告中指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可持續二、三十年時間，經濟總量大約在2035年左右可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在第二項條件中，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成員之一，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具有一定的角色，尤其在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動上，對美國形成一定的壓力。另近年來，美國在全球政治問題的處理上，如北韓問題、反恐合作等，皆需要中國的配合，無形中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在第三項條件中，中國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別於西方以民族國家為主體之國際秩序觀。19世紀中期之前，主導一套以文化為核心、具層級特徵之朝貢體制國際秩序觀，19世紀中期後，此體制因西方勢力的介入而崩解，然而在東亞仍具一定的文化影響力。
在第四項條件中，中國的國土面積居世界第三，人口則為世界第一，配合其所處之地緣環境，在地緣政治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國際間對中國是否具備大國條件大致也持正面的看法，如瑞任(Daniel W. Drezner)指出：「在上個世紀，世界上的強權國家只有美國、蘇聯、日本及歐洲少數大國。而21世紀的世界大不相同，中國和印度正成為經濟和政治強國。」另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也認為：「傳統的亞洲國際關係基礎正在經歷深刻的變化，中國的崛起是首要的原因…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擴大的政治影響、鮮明的外交聲音和對地區多邊機制的廣泛參與是亞洲事務發展的關鍵。」奈伊則從東亞區域之權力結構角度上認為：「中國在擁有促使東亞區域權力轉移的潛在實力下，極可能成為美國的挑戰者。」
至於中國自身的看法為，即使近年來國力大幅上升，然而，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並沒有與西方決裂及對抗的本錢，如以對抗途徑處理國際事務，對中國國家發展將產生不利的影響。在處理對外事務應採取務實的態度，同時發展自身的經濟力量，才是穩當正確的方式。在全球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的同時，中國並不嘗試改變現存的世界秩序，並在將自身融入國際社會的認知下，尋求在國際事務上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換言之，中國已開始有意識地建設自己「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希望能在國際制度、國際組織中成為新規則的倡議者和建設者。
如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就重申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與大國合作的願望，報告中指出：「我們將繼續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相互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我們將繼續貫徹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我們將繼續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深化傳統友誼，擴大務實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要求和共同利益。」
總之，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日益密切、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不斷上升，國際社會日益看重中國的政策、主張、走向。與此同時，中國為適應新形勢、新變化、新特點，也迫切需要提出既能更好地謀求並維護自身利益，並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接受的國際體系觀。和諧世界理論，就是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局勢發展下所提出新的國際體系觀。也可反映出中國逐漸參與國際機制並強化「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國際戰略思維。
和諧世界理論之戰略意涵
就戰略而言，我國將其內涵劃分為政治、經濟、軍事、及心理四個範疇。另從中國對和諧世界的相關論述，亦不外乎為政治、經濟、安全及文化；兩者間概念相近，除政治、經濟相一致外，軍事與安全的思考方向及文化因素所產生的心理效果，皆有其相同之意涵。因此，本文採取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作為探討和諧世界理論戰略意涵的分析面向。
一、 政治之戰略意涵
在面臨國際局勢的轉變及中國崛起引發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下，中國不但要順應世界的潮流，還要消除西方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並在獲得有利於國家發展戰略環境下，發揮大國的影響力。而擺在眼前的政治戰略難題，「中國要以什麼樣的態度及方式參與國際互動」。簡言之，中國是否加入西方國際制度及組織，選項一，中國選擇不參與當前的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不認同現有的規範，其結果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巨大危機；選項二，中國選擇參與當前的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認同現有規範，雖然有可能受制於現有規範背後的霸權，但同時也獲得了改變現有規範的機遇。
更進一步說，一方面中國可以通過建構以規則為導向的多邊法制體系，反對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為其當前在國際政治、經濟活動提供一個安全環境，並促進國際多元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多邊外交過程中，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確保規則對本身的公正，並且在規則制定的過程中，確保公平和廣泛的參與，並能帶領發展中國家解決遇到的實際困難，使他們能夠像發達國家一樣，從參與多邊體系中獲得利益，最終實現全球共同發展，從中提升自身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正如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大上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地把自身的發展與人類共同進步聯繫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發展帶來的機遇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將一如既往地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履行國際義務，同各國一道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的發展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只會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共同繁榮。」
在此戰略考量下，中國顯然採取參與融入世界的選項，迄今，中國加入了300多個國際多邊條約，參加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積極支持和參與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外交活動。以東協10+1、東協10+3、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五國能源會議、東亞峰會、亞歐會議等為標誌，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大國中對多邊外交的積極支持者和最活躍的成員之一。中國除了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及組織外，也逐漸發揮主導的作用，例如中國在聯合國改革、六方會談、東亞區域合作、上海合作組織建設、反恐、防擴散等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可以說中國已成為世界體系參與者、協調者、周邊秩序的務實塑造者，近年來其外交成果極為豐碩，新的國際觀及政治佈局亦受到國際社會的注意。2003年年底，學者麥艾文(Evan S. Medeiros)和傅泰林(Fravel M. Taylor)刊登在美國《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之《中國新外交》(China's New Diplomacy)一文，開啟了探討中國新外交型態的研究風潮，全文深入分析了中國在國際政治面上對外關係態度上的調整，並列述相關之外交作為驗證其觀察。
簡言之，中國對外政治作為及國際觀已出現極大的變化，相較於改革前與國際社會的對抗態度，不可同日而語。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可視為中國採取融入國際社會處理對外政治關係的理論依據，無疑向世界表明，中國已經從現存國際體系的批判者和挑戰者轉變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維護者和建設者，並可發揮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二、 經濟之戰略意涵
經濟發展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政治、軍事及文化之戰略佈局，皆服膺於經濟的考量。因此如何能使中國獲得一個有利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是中國對外策略的主要思考。正如前文所提，中國在國家戰略的規劃上，早於二十世紀末就已完成，如「三步走」、「新三步走」等戰略，戰略的規劃皆是以經濟發展做出發。
而自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確成就非凡，尤其從一個計畫主導向市場導向轉變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更顯現其不凡的成就。至2007年止，經濟改革29年來，中國平均經濟成長率為9.7%，一個西方國家無法想像的數字，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成長幅度，近10%的年均增長令世界矚目。中國人均GDP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增長17倍，經濟總量由世界第15位升至第3位，外貿總額由第32位升至第3位。
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除了受利於以經濟為主之戰略規劃，後冷戰時期所展現之國際氛圍，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快速的主要因素。其正面意義主要有幾個原因：後冷戰的戰略環境，提供中國改善國際體系地位的機會。中國和別的亞洲國家，不再被限制在以美蘇對抗兩極的國際格局中，北京現在可以自由的依照本身的意願，建立各種外交及經貿關係。冷戰時期在亞洲的超級強國，其軍事及政治的影響力已經消退，所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給了中國許多運作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相對於冷戰時期的軍事對立，和平的周邊環境給予中國紓解為因應軍事威脅的軍事負擔，並提供了一個經濟發展及軍事革新的有利環境。
雖然經濟發展快速，使中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然從歷史的經驗看，在經濟獲致成功後，軍事的擴張往往無法避免，而軍事擴張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及引發的負面政治效果，卻成為帝國崩解的主因。歷史學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著《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是反映此種觀點之經典著作。此書以經濟作為近五百年來世界大國興衰的主要分析因素，其研究發現，五百年來強國興起之前，皆已經累積相當的經濟優勢，繼以軍事手段，挑戰霸權，在其經濟優勢的支持下，最後得到成功，接續再運用軍事力量以維繫自身的地位，直到擴張過度，被新興力量擊敗。
以歷史為鑒，在經濟的戰略佈局上，中國極力避免重蹈覆轍，強調和平的發展路線。如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有關經濟上的看法中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繁榮需要中國。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堅持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有利於各國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互利共贏是當今國際貿易發展的主流。中國堅持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把既符合本國利益、又能促進共同發展，作為處理與各國經貿關係的基本原則，堅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經貿關係，不斷為全球貿易持續增長作出貢獻。
未來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如何利用當前有利經濟發展之國際環境，持續發展經濟，且不掉入甘迺迪所提出之大國興衰慣有循環-經濟強大→軍事擴張→帝國崩解-之陷阱中，是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最為重要的戰略考量。而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不論在理論論述及政策指導，皆主張在經濟上互力合作、優勢互補，致力於實現普遍發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其重要的戰略意涵。
三、 軍事之戰略意涵
中國軍事的戰略思維，隨著國家戰略的調整而改變，在經濟成為中國國家發展的重心後，軍事戰略也做了相對應的調整。1985年，鄧小平於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裁軍百萬，並改變毛澤東對世界主要特徵「戰爭與革命」的看法，將其調整為「和平與發展」，並將「早打、大打、打核戰」之「人民戰爭」改為打一場「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隨著戰爭觀和時代主題觀的變化，中國在對待國際安全機制的態度和參與的立場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實行百萬裁軍的基礎上，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安全建制，並與各國展開了安全合作，尤其是在核武裁撤與軍備的控制上，展現出一種「建制遵循」的態度。
當前維持和平的周邊環境仍是中國軍事建設的戰略目標，中國最新出版的《2008年中國的國防》，定位中國國防政策的基本內容時主張：維護國家安全統一，保障國家發展利益；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加強以資訊化為主要標誌的軍隊品質建設；貫徹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堅持自衛防禦的核戰略；營造有利於國家和平發展的安全環境。胡錦濤也曾指出：「我們要摒棄冷戰思維，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建立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共同防止衝突和戰爭，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
在此思維下，中國近年來在軍事上的國際合作極為突出，如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聯合國行動的軍事觀察員、維和部隊以及員警力量的最大提供者。自1988年以來，截止到2008年12月，中國軍隊共參與聯合國18項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軍事人員11,063人次。目前，共有1,952名維和軍事人員在聯合國9個維和任務區和聯合國維和部執行任務。另有關領土爭議，中國展現期望能和平解決的態度，如上世紀整個90年代，中國與幾個鄰國解決了因歷史因素所引起之領土爭議的問題，這些國家有哈薩克、吉爾吉斯、寮國、俄羅斯、塔吉克與越南等國。在談判的過程中，中國常有所讓步，在大部分的協議中，中國只獲得具爭議領土百份之五十或低於百份之五十的領土。例如在處理與塔吉克繼承蘇聯所依留下來有關帕米爾山區之爭議領土上，中國只獲得具爭議之兩萬八千平方公里領土中的一千平方公里的領土。
近年來，中國也積極開展多邊或雙邊聯合演習和訓練。以2007年及2008年為例，中國共與20多個國家舉行了20餘次聯合軍事演習或綜合演練。2007年8月，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6個國家，在中國新疆和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共同舉行了以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為課題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這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在境外參加的較大規模的陸空聯合演習。2007年7月和2008年7月，在中國廣州和泰國清邁分別舉行了中泰陸軍特種作戰反恐聯合訓練。2007年12月和2008年12月，在中國昆明和印度貝爾高姆地區分別舉行了中印陸軍反恐聯合訓練。兩年來，中國與俄羅斯、英國、法國、美國、巴基斯坦、印度、南非等14個國家海軍舉行了雙邊海上聯合演練。中國還與有關國家舉行了多種科目、多種形式的多邊海上聯合演練。2007年3月，在阿拉伯海與巴基斯坦等7個國家共同舉行「和平—07」海上聯合演練。5月，在新加坡附近海域與新加坡等8個國家共同舉行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聯合演習。10月，在塔斯曼海域與澳大利亞、新西蘭舉行三邊海上聯合搜救演習(可參考表一)。
綜合言之，中國對軍事議題的處理，以確保和平周邊環境為前提，來定位軍事的戰略意義，並以此作為軍事策略之思考依據。中國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正可提供中國在軍事上依循的理論基礎，使之更具體化。並展現中國向世界表明和平發展的決心，讓視中國為威脅的國家相信中國的發展不會走世界歷史上新興國挑戰霸權國的老路。所以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除了展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基本價值內涵外，並有助於向世界釋疑、解惑，表明中國如何與世界和諧相處共處的信念與決心。
四、 文化之戰略意涵
和諧世界理論，在文化層面上，是國際政治間軟權力的競爭互動關係，各國經由文化、價值觀與其倡導之國際秩序觀及行為在國際社會上形塑影響力、競爭力和認知度。要在這場競爭較量中佔居優勢地位，更多是贏在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上。尤其當代文化傳播，因受到信息科技的影響，加速了全球化進程，當代的文化傳播是一種全球傳播，是一種國際化的現象，需要全球化的思維和開放的理念。全球化是人類社會關係的世界化，是人類社會交往的世界化。它瓦解了原有文化傳播所局限的現代主權國家概念上的邊界和防護系統，為多種文化的交流與融會提供了條件，從而也改變了世界的文化地圖。
對於文化在國際關係中的影響，梅渃(Michael J. Mazarr) 指出：文化往往比其他因素，對一國經濟、人民及個人命運的發展，更居關鍵角色；文化視野與看法在任何時間，不論從整體或個體的角度看，深深影響國家領導人的政策思考及觀點，進而決定他們對問題解決的選擇；文化對於社會，經濟和軍事結構與制度扮演一個關鍵角色，並對國際社會中國家的行為及觀點產生重要的影響；文化是國際關係發展的主導架構、國家行為的主要基礎及國際事務衝突的主要因素。簡言之，文化資源影響全國政策制定，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同樣，他們也對全球性和地方性的衝突產生影響。而近年來，文化影響力受到政府決策者及政策實施人員的重視與日俱增。
中國自古以來，文化在國際互動上一直居於核心地位，在19世紀中期，西方勢力尚未介入東亞之前，國際秩序就是由中國所主導，以文化為核心、具層級制的朝貢制度。換言之，使用文化作為國際秩序的行使手段及內容，並非現代才有的產物，也非西方國家的專利。正如高斯坦(Joshua S. Goldstein)的研究指出，奈伊雖被國際關係學界公認為第一個提出軟權力的學者，但軟權力的概念，早已深藏在古中國之哲學及文化中。在兩千多年前，軟權力的概念不斷被古代中國所主張及使用。甚至西方國際關係學者也承認，中國早在墨子時代(470-390B.C.)就以提出相對於現實主義之軟權力的概念。另貝爾(Daniel A. Bell)一個研究孔子政治學的學者，也以孔子訴求的道德，作為觀察中國國際秩序的天下觀。他對孔子世界觀的看法為，孔子主張天下觀，所謂天下是指一個沒有國界，在完全沒有任何暴力的環境下，被聖人以道德方式所治理之合諧政治狀況。
作為一個正在走向富強的國家，中國在政治、經濟等硬權力指標不斷提升的同時，也開始注重軟權力的作用，逐漸向國際社會貢獻自己的軟權力資源。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思想淵源的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對於中國展示自己和平的國際形象，並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獨特的中國吸引力，建構和提升自身軟權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和諧世界理論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把中國文化明確放到對外關係的佈局上，近年來，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保護中國珍貴文化遺產的同時，推行既「走出去」也「請進來」的文化策略，其方式為，一方面通過對外大力推廣漢語教學、創辦孔子學院、建立中國文化中心、舉辦中國文化年以及開展文化交流等項目，努力增進世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瞭解，並加入全球文化多邊機制(如簽署《世界遺產公約》、加入國際展覽局等)；另一方面通過申辦奧運會、世博會以及舉辦其他重大國際文化、體育活動等來加強世界對中國的瞭解，以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文化的主導力量。
近年來，中國文化戰略的運用獲得極為豐碩的成果，引起國際的矚目，如科蘭滋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魅力攻勢：中國軟權力如何改變世界》(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一書，即是以中國軟權力為題對中國近年來在外交戰略之軟權力的運用與影響的專書論著，曾引起各方的熱烈討論。另外，以往許多西方觀察家以中國的經濟規模及軍事能力，作為中國國力的評論依據，近年來也出現變化，軟權力日漸受到矚目。如黃揚中與丁勝(Yanzhong Huang and Sheng Ding)在《東亞季刊》(East Asia)所發表題為《龍的下腹部：中國軟權力分析》(Dragon's Underbelly: An Analysis of China's Soft Power)一文，文中指出，評估中國國力及意圖，不能僅從它的GDP及國防預算上作思考。從1990年代後，中國以軟權力的形式轉化為其所要之外交成果，已獲令人矚目的巨大的成效。 
結　論
從歷史上看，全球性成功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都有較為全面、成熟並合乎實際的外交理念。這些外交理念有助於推動國家及國際社會的發展，否則將可能帶來崛起中國家的毀滅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挫折。以美國及德國為例，美國從開國後的孤立主義、門羅宣言、海權論、門戶開放政策，到20世紀初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外交理念轉變，順利使美國從區域性國家向世界性大國轉變，並於二戰後主宰世界舞台至今。反觀德國，雖經歷普奧、普法兩次戰爭取得歐陸第一強權的地位，並於往後30餘年，在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持盈保泰的外交政策下，猶能保持德國國力於不墜。然而，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上台後，積極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此政策具有強烈軍國主義色彩，欲借殖民地擴張，為德國尋找「一個太陽下的位置」，一改俾斯麥以德國為核心之歐洲中心主義。此項戰略選擇，除了讓德國於兩次世界大戰受到極大的傷害外，也對人類歷史的發展造成無可彌補的災難。
當前中國正面臨國家發展的關鍵點，戰略選擇是決定未來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共自建國後，在經歷毛澤東對於軍事力量及鄧小平對於經濟力量的依賴後，當前中國正尋求一種更為平衡兩者結合的理想型權力(Idea Power)，在面對國際局勢、國家發展的戰略思考、中國威脅論及大國影響力等國內外環境的變遷，中國提出和諧世界理論，代表中國積極走向世界的戰略選擇。並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四方面作戰略佈局，近年來獲得顯著的效果，雖仍將遇到一定的挑戰，但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對中國處理國際事務來說，無疑深具歷史意義。正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徐堅指出：「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是對中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理論新的發展和科學概括，體現了和平、發展為時代主題的發展趨勢和客觀需要。把握並實踐這一重要思想對開創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新局面，促進新型國際關係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